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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《环球人物》杂志 发布时间：2010年7月26日上午6点47分杨虎城之孙杨瀚接受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独家专访，讲述“西安事变”后，杨家的惨痛经历，他说——
祖父之死，不是家仇
1936年12月12日，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，对挽救抗日危局、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事变中的两位主要人物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。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幽禁生活，他曾自述：“我的事情是到36岁，以后就没有了。从21岁到36岁，这就是我的生命。”杨虎城则在被囚禁12年后，连同子女、卫士和秘书一家8口，在重庆惨遭秘密杀害。
在杨虎城遇害60年后，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见到了杨虎城之孙杨瀚。杨瀚目前就职于中国文史出版社《纵横》杂志社，与记者的见面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堆满了杂志和书籍，一本厚厚的《杨虎城年谱》摆在书柜上最方便取用的位置。
从2000年起，杨瀚着手研究祖父杨虎城，并于2007年出版了40万字的《杨虎城大传》。与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的交谈中，杨瀚俨然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，而事实上他的专业是无线电，1980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，他一直在公安部从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。杨瀚说，他之所以会转而研究历史、研究祖父，与1999年和2000年两次面见张学良有关。
杨虎城将军嫡孙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杨瀚
把张家事当作自家事
“张杨两家的关系是很特别的，”杨瀚说，最初与张学良见面的本该是杨瀚的父亲，杨虎城长子杨拯民。
杨拯民生于1922年。杨虎城被捕时，他只有16岁。1938年，杨拯民前往延安抗大、马列学院学习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建国后，历任玉门石油矿务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，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功臣。
张学良的大部分亲属在国内，杨拯民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、张学铭、张学森都是好朋友，张、杨两家在大陆的人一直来往比较亲密。杨瀚说：“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，‘文革’前是海军的参谋长，‘文革’中被迫害致死。‘文革’后，落实政策这些事情都是通过我父亲来做的，父亲把张家的事始终当成自家的事，有时甚至超过了自家的事情来办。”
1987年，台湾开放来大陆探亲后，通过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，杨拯民和张学良取得了联系。杨拯民给张学良带过一些字画和礼品，1990年，张学良也托人给杨拯民带来了亲笔题词：“拯民吾弟：爱人如己。”1991年，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。“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，父亲也是被考虑的人之一，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。我父亲总想见张一面，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，‘西安事变’之前，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。另外，我父亲也想动员他回来。”杨瀚说。
1996年，杨拯民终于获得了去美国探望张学良的机会，就在双方都已约定好，并办妥签证准备启程时，杨拯民被查出患了癌症，需要动手术。“1998年，我父亲身体稍微恢复之后，我们又探讨了赴美探望张学良的计划。没想到，一个月后，他忽然去世。”
没有见到张学良成了杨拯民最后未了的心愿。“这个任务，就落到我身上了。”杨瀚说，1999年，在夏威夷的一间教堂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，而这次见面和杨瀚的预想完全不同。
“他的亲戚跟他讲，这是杨虎城的孙子，来看你了。他就说谢谢、谢谢，再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听到杨虎城三个字的时候身子颤了一下。”杨瀚感到不解，按照外面的宣传来讲，张、杨两人是生死之交，可是几十年以后，杨家的人第一次去看他，他为什么反应如此平淡？
与张学良的第二次见面，是安排在张学良住处希尔顿酒店楼下，他的侄女用轮椅推着他到海边散步。杨瀚陪着张学良走了一段，“但是他根本不想谈，没有谈话的意思，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刨根问底，就是礼节性地去看看他，算是了却父亲的一个心愿。”
2000年，张学良百岁生日，杨瀚受邀再次探访了张学良。“这次去，还是什么也没说。我很不理解，就想通过史实把它搞清楚，为什么会这样。”
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，杨瀚开始研究那段历史。杨瀚说：“以前我特别害怕写文章，这个事情促使我开始愿意写东西了。”杨瀚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我见到了张学良》的文章，“写了一下我见他的过程，和我为什么要去见他。”
杨瀚经过研究发现，张学良曾几次对外界提起杨虎城。“第一次是在日本的NHK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，那时张学良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。他讲杨虎城：这个人很追求时髦，是个老粗。但后来谈起‘西安事变’，张学良都是以谈自己为主。张学良到了夏威夷以后，在历史学家唐德刚给他写的口述历史里，又谈起祖父，说他是个好人。”杨瀚说。
祖父两次与共产党失之交臂
关于祖父，杨瀚小时候很少听父亲提起。杨瀚说：“直到1969年，父亲从牛棚放出来，他才把家里的5个孩子叫到一起，把家庭历史和个人历史讲给我们。”15岁的杨瀚，听了父亲的讲述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
“祖父之所以有敢‘把天戳个窟窿’的胆量，有‘把牢底坐穿’的毅力和为民族民主献身的精神，都与他非正常的少年经历有关。”1893年冬，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。年幼的他仅读过两年私塾，就到小饭铺当了“烧火娃”。15岁那年，杨虎城的父亲因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活动，被绞杀于西安。杨虎城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，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父亲的遗体推回了甘北村。
1914年，杨虎城组织当地农民成立了一支“人民革命军”。1918年，他加入靖国军，积极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。当时的陕西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大基地，孙中山去世时，杨虎城是陕西唯一派人去北京吊唁的军事统帅。杨瀚说：“祖父对孙中山很崇敬，我父亲的名字都是取自孙中山的‘亟拯斯民于水火，切扶大厦之将倾’。”
从那时起，杨虎城早期朴素的农民革命理想里就有了现代革命的目标。从1922年底到1923年间，杨虎城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。“北伐时期，他和共产党关系非常好。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，他开始感觉到国民党代表的利益集团和他不是一回事，蒋介石背叛了革命。‘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’，可是他和苏联人、共产党都搞翻了，扶助农工就更加不提了。”杨虎城深感前途渺茫，杨瀚说，这种情况下，他向南汉宸、魏野畴所在的中共皖北特委正式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，但没得到批准。
1928年，迷茫中的杨虎城与妻子谢葆真、秘书米暂沉一起东渡日本。日本之行，令他大开眼界。杨瀚说：“祖父表面上不露声色、很深沉，但他的思想实际非常活跃。张学良评价他很时髦，我觉得这个评价不低，他不只形象上很时髦，思想上也非常与时俱进。”杨虎城在日本待了9个月，天天去日本人的兵营，看日本人出操，他到日本后和共产党东京支部也有来往，东京支部曾给中央写报告，要求发展他入党。中央批准了，可是等回信到日本的时候，他已经回国了。
杨瀚说，虽然两次与共产党失之交臂，但杨虎城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“他的部队里很多人是共产党员，他的警卫团长就是共产党员，他都知道。祖父时任17路军总指挥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，但他一直拒不执行剿共的政策。共产党在他的部队里前后发动了60多次起义，最大的规模是一个团，他都没有镇压。他的原则是轰走就完，如果回来了，他还照样收留。”
张、杨两人关系微妙
杨瀚告诉记者，其实“西安事变”早在1935年就开始酝酿了。在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后，杨虎城在部队里强化爱国主义教育。“当时蒋介石在外面不允许讲抗日，但祖父是有活动必讲抗日，所以在政治上，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但蒋对他也无可奈何，因为他势力太大了，老百姓拥护他。”
1935年，张学良的东北军到达陕北后，杨虎城就开始思考如何联合张学良实现抗日。杨瀚说：“开始，祖父和张学良关系并不好。东北军装备好，张学良又受过高等教育，根本看不起他，说他就是一个大老粗。张学良在西安只有一个团的兵力，其余的都派到前线剿共去了。他的房子离东城门很近，他的警卫营营长就住在城门楼上，以防杨虎城对他有什么不测，可以从东门跑。张学良刚去西安时候是防备杨虎城的。”
很快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抗日的问题上达成共识，他们的交往日渐亲密。1936年，经过张、杨两人的共同努力，抗日思想已经在西北军民中深入人心。1936年12月4日，蒋介石到达西安，在张学良多次哭谏无效后，张、杨两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“西安事变”。14天后，经过多方努力，在达成抗日共识的前提下，“西安事变”得以和平解决，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了西安。杨瀚在《杨虎城大传》中写道：“当天是圣诞节，37岁（虚岁）的少帅以他的自由与政治生命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宋美龄。”
1937年6月，杨虎城被迫与妻子谢葆真、三子拯中搭乘美轮“胡佛总统号”，出国考察。1937年10月，在宋子文一封电报“值兹全国抗战，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，共赴国难。吾兄虽未奉电召，弟意宜自动返国。如何？盼复。”的诱惑下，杨虎城从欧洲返回祖国，渴望参加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。不料，遭到蒋介石亲自布置、戴笠亲自组织实施的秘密逮捕，之后是长达12年没有审判的监禁以及最后殃及子女、部属的屠杀。
给连战写信为祖父平反
促使杨瀚研究“西安事变”的另一个原因是海外华人对“西安事变”不了解。杨瀚说：“到国外以后，发现关于‘西安事变’，很多海外的华人不清楚，甚至不知道有杨虎城这个人。”
他说：“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科书提到‘西安事变’都只说张学良，对张学良的评价是乱臣贼子、劫持领袖、作乱犯上。关于杨虎城的内容几乎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呢？蒋介石把杨虎城连同子女一起杀了，他们也觉得这事拿不出来。在国民党党史里，对杨虎城在‘西安事变’前都是肯定的，到‘西安事变’，就是和张学良一起作乱犯上，然后被免除职务，就结束了。后来，蒋介石写了《西安半月记》，说明自己是正确的，是他的人格感化了张、杨。台湾那边对‘西安事变’不讲情节。”
杨瀚觉得自己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。2005年5月，他给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写信，为杨虎城平反。他在信中写道：杨虎城，我的祖父，中国国民党党员，他一生信仰三民主义。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入党，手续系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办理。杨虎城后追随于右任组靖国军，在北伐中坚守西安，对国民革命有重大贡献……1936年，因国难当头，民族危亡，反对中央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他与张学良将军发动“西安兵谏”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，促成了两党的二次合作，为全国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……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，国家的二级上将，没有罪名，没有审判，就这样秘密处决，殃及子女部属，岂有天理？岂能为党纪国法所容？
同年11月，杨瀚收到了时任台湾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先生的来信：为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六十周年，本党特于中央党部举行历史文物图片展览，其中有一个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专柜，展出照片两张，历史文件六本……“这是60年来，我祖父的照片和签名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展示，而且是在纪念抗战胜利的展览上，等于是台湾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‘西安事变’的历史作用。”杨瀚说。
2009年1月，杨瀚到台湾收集关于杨虎城的资料，专门约见了连战和蒋孝严。“去见连战主要是去表达感谢，谈了半个小时，他也承认‘西安事变’是很重要的事件。”而与蒋孝严的见面，并不像记者想象中夹杂着复杂的感情，“我和蒋孝严谈两岸关系，也谈历史的一些东西，我把《杨虎城大传》送给他，他过去对这个不了解，说会好好看。”杨瀚说，他见蒋孝严只是因为同样作为后代，都经受过很多的磨难，“我觉得这是个政治问题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，不是家仇，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。我和他谈得很好。”
和“仇人”面对面
杨家人与“仇人”的接触不止这一次。1949年，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杨虎城，整个计划是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直接部署下完成的。“上世纪80年代，我父亲宴请过毛人凤的儿子毛渝南。作为统战对象，我们知道他是毛人凤的儿子，但他并不知道我父亲是杨虎城的儿子。”席间，两人谈笑自如，杨拯民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情绪，回家后也没有对家人提及，杨瀚还是通过后来的报道才得知此事。
杨拯民甚至还曾见过具体执行谋杀计划的保密局特务周养浩。“当时毛人凤把任务布置给保密局的两个少将，一个叫徐远举，是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里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。另一个就是周养浩，他是特务沈养斋的原型。解放后，他一直被关在监狱。1975年，刚刚被特赦出来，我父亲见了他。当别人介绍这是杨虎城的儿子，他挺内疚的，表示忏悔。我父亲和他讲，那是当时政治的原因，不是他的原因。”
从小到大，杨瀚没有听过父亲对任何人表示过个人仇恨。“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态度。他仇恨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性。”
2006年，杨瀚去河南见了参与行刑的最后一个凶手，杨轻典。“他已经88岁了，身体不是太好，脑子也不很清楚。但我一说是谁，他立刻就流泪了。同行的记者就问那些事，他不愿意再提，一边说一边哭。他都不知道杀的是谁，事后才知道。”而杨瀚此行的目的也并非重提那些令老人悔恨的往事，“这段历史，其实我大概都知道了。我就是想通过我这个行动告诉世人，仇恨不要继续。”
2007年，杨瀚出版了《杨虎城大传》，本以为“可以为先辈划上句号了，但心情依旧沉重”。杨瀚说：“我们要给历史留下一个完整的情节。随着台湾资料的解密，我们有可能知道这部分情况。我要做的是打扫灰尘，把这段历史的柜子打开，让大家能了解在近百年里，中国产生的这些特殊人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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